近日，我院王传超教授与合作团队在Science Bulletin上连发两篇论文，应用古基因组学和古蛋白质组学技术解析藏彝走廊和河西走廊人群迁徙和融合历史。Science Bulletin为中科院一区期刊，影响因子为18.9。

2024年1月15日，王传超教授团队联合兰州大学环境考古团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西湖大学等研究机构的科研人员，在Science Bulletin 2024年第1期合作发表研究论文“Forager-farmer transition at the crossroads of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4900 years ago”。研究团队通过多学科研究，深度揭示了东亚与东南亚枢纽地区——藏彝走廊云南中部史前生存策略从狩猎采集向农业转型的过程，将粟黍传入云南的时间推前至距今约4900年，暗示粟黍最早可能由云南中部传播到东南亚，而且云南古代人群在农业出现前后有不同的生物适应。研究团队通过对兴义遗址人和动植物遗存进行大量的碳十四测年，分析植物大遗存、牙结石微体植物遗存、多同位素（C/N/Sr/O）和古蛋白质组，发现从野生食物到农业饮食模式的转变早在距今约4900 年就已经开始。兴义先民距今约4900 年开始食用粟黍，这一发现更新了粟黍扩散到云南的最早时间，并为东亚农业向东南亚扩散的假设路径之一提供了关键证据。研究团队还发现，自中全新世以来，兴义遗址人群的生存策略主要经历了3个阶段，从狩猎采集为主（约距今7000~5300年）到初始农业（距今4900~4300年），再到更加集约化的农业（距今3800~3300年）。从狩猎采集向农业转型过程中，古人是如何适应环境的？研究团队使用PCT-SWATH高通量蛋白组学技术一次性鉴定几百到数千类蛋白质，发现古人骨骼的蛋白质组图谱与同位素鉴别的食谱所反映的人群分类模式一致，古代人群在农业出现前后代谢和免疫方面的蛋白质表达存在显著差异，为新石器化过程中的人类适应提供了直接的生物学证据。兰州大学董广辉教授和我院王传超教授为论文的共同通讯作者。

图1. 兴义遗址发掘和采样照片（云南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2024年3月15日，王传超教授团队联合复旦大学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研究机构的科研人员，在Science Bulletin 2024年第5期合作发表研究论文“Inferring the demographic history of Hexi Corridor over the past two millennia from ancient genomes”。研究团队对来自河西走廊中部的黑水国汉代墓地和河西走廊西端敦煌佛爷庙湾曹魏-唐代墓地汉代以前、汉代至唐代、现代等三个时间段的古人样本进行DNA提取和测序分析，结果显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汉代，河西走廊人群至少发生了一次明显的遗传成分转变，即以齐家文化为代表的黄河上游新石器晚期祖先成分转变为黄河中下游新石器时代晚期/青铜晚期铁器时代早期的祖先成分，这种转变甚至影响到了新疆东部。这次遗传成分的显著转变，可能与张骞“凿空”及汉王朝经略西域并设置“河西四郡”的历史相关，证实了汉代以后，中原地区黄河中下游的大规模移民便参与了河西走廊的建设。研究人员在敦煌佛爷庙湾墓地曹魏时期和唐代的个体中各发现1例欧亚大陆东西部的混血个体，其欧亚西部祖先成分分别高达~30%和~50%，欧亚大陆东西部混血个体的发现，是敦煌这座城市多民族融合、多元文化并存的佐证。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文少卿副教授、我院王传超教授、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金力院士为论文的共同通讯作者。

图2. 河西走廊人群变迁历史

王传超教授实验室不断加大力度推进多学科交叉合作，以科学问题为导向，聚焦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重大理论和前沿问题，深入推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关研究方法的有机融合，拓展了我们对史前人群迁徙融合和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认识。